站在遠東樞紐中低語：隱藏在當代天主教背後的澳門
近日羅馬天主教會選出首位美籍教宗，中文譯名定為「良十四世」（Leo XIV），引發外界討論，為何不是譯作「李奧」或「里奧」？據香港《明報》訪問澳門聖若瑟大學宗教研究及哲學學院院長劉偉傑神父時稱，早期天主教中文翻譯，絕大部分在澳門進行，以葡文而非拉丁文發音來翻譯。澳門不僅是天主教術語的中文誕生地，也是傳教士進入中國的主要管道，其影響力遠超現代的認知。
主教座堂舉行悼念已故教宗方濟各活動。
現代主流在論述澳門歷史時，經常以「小漁村」來做開首，這講法其實極不正確，澳門確實世代以漁業為生，但只是整個拼圖的冰山一角。學者陳家然《澳門 — 天主聖名之城城市特許狀：遠東的埃武拉》漫溯四百多年前的一段紀錄，見證了澳門由「居住地」被授予「城市」地位這件重要的歷史事件，「城市特許狀」這個議事會訓令，奠定葡國管治制度在遠東的實踐證明，為大航海時代下的澳門，開啟作為世界樞紐立下條文、制度、禮儀及參考慣例等基礎。在這裏我先不猜測，為何當代總忽略澳門曾扮演全球經濟及文化交流關鍵角色這一事，而聚焦澳門在天主教傳播中的歷史角色及其忽視的全球影響。
聖保祿學院遺址範圍為「大三巴牌坊」、前地及石階。
翻譯工作等於糧草先行
作為天主教傳入遠東的首站，著名耶穌會會士利瑪竇（Matteo Ricci）抵達澳門，首先將天主教的概念翻譯成中文，選擇以「天主」來指稱基督宗教的上帝，有一說法是與儒家思想的「天」概念相符而易被中國文人接受，而初期選用的「上帝」，可能與中國傳統的泛神論或祭祖混淆，利瑪竇在澳門構思術語，後於 1603 年在北京出版《天主實義》，詳述其選擇理據。澳門作為主要傳教後勤基地，通過 1594 年創立的聖保祿學院（現「大三巴牌坊」遺址）支持翻譯和培訓，為出版奠定基礎。
聖保祿學院作為中國第一所西式大學，培養了大量雙語學者，間接支持了出版的準備，聚集了眾多歐洲傳教士和中國學者，提供了語言和文化的培訓，除了進行神學討論亦作為文化的交流場所，澳門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湯開建在《明清之際澳門與中國內地天主教傳播之關係》論文中，指出澳門作為翻譯的起點和重要基地，創造和標準化一些從來沒有在中國出現過的事物。「靈魂」用於表達「soul」或「spirit」；「公教」為普世教會，用於指代「天主教」，反映「catholic」的原意；「洗禮」、「堅振」及「聖體」等等現今都被廣泛使用，利瑪竇在澳門短暫停留後，一路北上，最後移居北京，與徐光啟等士大夫合作，進一步將西方宗教概念融入中文語境及把信仰傳入中國。
聖保祿學院正面前壁遺址，即俗稱的「大三巴牌坊」。
保留宗教傳統的基地
苦難善耶穌聖像出遊俗稱「拜苦路」，在南歐地區尤其盛行，在澳門出現可以上溯至 1708 年，這個為期兩天的遊行為紀念耶穌受難，沿澳門街頭遊行，在世界很多地方都視為天主教重要活動，澳門一直是亞洲天主教中心，確保了這項傳統的延續，提供了獨特的空間；自 1576 年澳門教區成立後，負責監督中國、日本以及東南亞的天主事務，傳教士以澳門為基地，秘密進入中國及日本等地進行傳教。清朝禁教源於 1704 年教宗禁止中國天主教徒參與儒家祭祖，引發「禮儀之爭」，雍正年間全面禁止傳教，歐洲傳教士若被發現在中國傳教，會面臨死刑，然而，澳門作為葡國殖民地，不受清朝管轄成為教徒的避風港。
大砲台位於柿山上，入口處的聖母像。
而日本禁教始於 1587 年豐臣秀吉「追放令」，早於 1724 年清朝禁教，長達差不多三百年。禁教政策令基督徒面臨酷刑和處決，澳門成為被幕府驅逐的傳教士的避難所，日本鎖國期間，耶穌會、方濟各會、多明我會等修會在澳門結集，策劃秘密進入日本或其他地區，島原之亂約四百名日本天主教徒被流放至澳門，部分定居茨林圍，融入當地天主教社群，參與聖奧斯定堂遊行等活動，聖保祿教堂的地下墓室（今「大三巴牌坊」天主教藝術博物館和墓室），保存了 1597 年在日本長崎殉道的「二十六聖人」等殉道者遺骸，與越南和中國殉道者共同見證澳門的天主教歷史，現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。
聖保祿學院背面一街之隔的茨林圍，是昔日聖保祿教堂及學院建築群的一部分，為該區保留村落肌理最完成的圍村。
根據湯開建的論文，澳門通過聖保祿學院和聖若瑟神學院，培訓了大量中國籍傳教士，推動了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，而這些學述貢獻至今在華文天主教界亦廣泛使用，整個中國天主教史，只不過佔整個澳門史的其中一頁，現在澳門社會所謂聚焦及發展的大事，對比當時整個航海時代澳門的重要性不過是九牛一毛，當代對其歷史角色的認知仍有待深化。有風才有城市，澳門學16號的文章〈澳門城的誕生〉，以開首提及過的「城市特許狀」為引子，由淺入深地凸顯澳門作為中轉港的重要角色。最後想借學者陳家然在結語中的一句來作結：你發現，這個叫澳門的地方從來不只是世界上一個無聲的點，而是一個結，織出一部跨越時空的世界史。
地方大小不會限制想像，知識才會。